《春秋繁露》与微言大义

2013/9/30   点击数:2716

[作者] 刘文瑞

[单位] 刘文瑞

[摘要]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著作汇编,它以《春秋公羊传》为依托,阐释了董仲舒的治国思想。史载董仲舒有文章123篇,另有解释《春秋》的文章数十篇,现存《春秋繁露》为82篇,其中还有不少阙文和错讹遗漏。从宋代以来,关于《春秋繁露》的真伪和篇目多有争论,但其总体上能代表董仲舒的观点。

[关键词]  春秋繁露 微言大义 治国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著作汇编,它以《春秋公羊传》为依托,阐释了董仲舒的治国思想。史载董仲舒有文章123篇,另有解释《春秋》的文章数十篇,现存《春秋繁露》为82篇,其中还有不少阙文和错讹遗漏。从宋代以来,关于《春秋繁露》的真伪和篇目多有争论,但其总体上能代表董仲舒的观点。《四库提要》称:“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于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繁露”之名不可解,后人推测指旒冕上类似于流苏样子的悬玉,董仲舒的著作以此为名,是指他对《春秋》的演绎发挥。他认为,正是从《春秋》字里行间读出来的微言大义,可以作为西汉王朝的治理准则。董仲舒用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在管理思想方面最重要的内容有三:一是天人感应,二是孔子改制,三是王道教化。他的天人三策,就建立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之上。后来的纬书中,明确提出《春秋》是为汉立法,甚至说孔子预测到天下大乱之后有汉代,作《春秋》用来指导汉代拨乱反正,就是董仲舒思想的衍增。假托于孔子的“董仲舒,乱我书”一语,正是微言大义的谶纬对董仲舒的回报。

董仲舒认为,《春秋》记载了天人感应的具体事实。其中日食、地震、水旱、陨石、气候异常、动物异常等等,都是上天对现实政治的失误予以告诫。这种感应的发生,来自于天的本原性质。“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顺命》)人与天具有类似性,“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为人者天》)孔子书写《春秋》的规则,就是来自于这种上天的规则。“《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玉杯》)这一大义,以阴阳为根本,天与人完全可以类比。“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阴阳义》)为了说明人与天的相似性,董仲舒不厌其烦地对人与天进行了同构类比。例如,天圆地方,人则头圆足方;天有日月星辰,人有耳目头发;地有土壤山川,人有骨肉血脉;如此等等,甚至连数字都是类似的。这些都说明,人道出自天道,所以管理的基本原则就是法天。

所谓法天,涉及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首先,君主要法天行事,“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天地之行》)其次,官制要与天相配。“天之数,人之形,官之制,相参相得也。人之与天,多此类者,而皆微忽,不可不察也。”“备天数以参事,治谨于道之意也。”(《官制象天》)“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五行相生》)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寇是按照五行设置,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决定之官职之间的关联。再次,政策制定和推行要按照天意。仅仅关于五行,《春秋繁露》就有《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数》《五行五事》等篇目。在这一部分,董仲舒继承并发挥了《吕氏春秋》的五行生克推论方式,指出政策制定的各种天意表征,灾异出现后的政策补救,按照相生相胜关系的政策制约等等。政治有误,天就出现灾害谴告;如果继续失误,天就出现异常示威;如果再不改正,就会带来殃咎。“见天意者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报我也。”(《必仁且智》)例如,“木有变,春凋秋荣。秋木冰,春多雨。此徭役众,赋敛重,百姓贫穷叛去,道多饥人。救之者,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振困穷矣。”(《五行变救》)类似论证,在董仲舒书中极多。

董仲舒还认为,《春秋》一书记录了孔子的改制思想。孔子之所以要作《春秋》,“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俞序》)所以,《春秋》一书实际是为汉立法。“《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之一言曰:‘王者必改制。’”(《楚庄王》)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孔子立新王之道”。“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之患。”(《符瑞》)他以三代更替为依据,论证了黑、白、赤三统的更替循环演变,认为王朝变化是由此决定的。《春秋》上应天道,“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三代改制质文》)

在王道教化方面,《春秋繁露》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例如,董仲舒对仁和义的表现进行了区分。“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其爱,不予为仁。”(《仁义法》)同公孙弘把“智”解释为权衡之术相比,董仲舒更加强调“智”之守正。“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必仁且智》)新王之道体现的德治,建立在大一统基础上。董仲舒对王道之“王”的解释为:“深察王号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黄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则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则德不能匡铉周遍;德不能匡铉周遍,则美不能黄;美不能黄,则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则不全于王。故曰:天覆无外,地载兼爱,风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术之谓也。”(《深察名号》)所谓皇,即辉煌;所谓方,即正直;所谓匡,即匡正;所谓黄,即调和美好;所谓往,即归附,之间形成连带逻辑。皇帝必须有王者气象。“明此通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山川、人伦。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三代改制质文》)君权天授,而且需要以相应的仪式表达这种天授权力,用以保证其权威。“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同上)

《春秋繁露》的管理思想,是在大一统王朝的背景下对儒学治国理念的解释。由于《春秋》的记载简略,所以,董仲舒是通过对《春秋》文句的多角度、多层次说明来表达自己思想的,甚至在没有文字的地方也要看出不写的意义来,此即微言大义。一句“王正月”,可以洋洋洒洒写出其中包含的天命授受和三统更替的道理来。所谓孔子为汉立法,就是这种微言大义的发挥。由此,汉儒以解经方式,尽量寻找五经中能够阐发自己观点的内容,加以比附。微言大义的效果是用旧言辞开出新气象,这种解释手法的流变,催生了谶纬学说。到古文经学兴起后,才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儒学传人的过度比附。所谓谶,是一种预兆隐言,往往由比附而产生;所谓纬,是同经相对而言,指假托孔子阐释经书大义的诡秘言论。汉代的谶纬,由《春秋繁露》开端。董仲舒开创的这种比附解释方式,对社会思想产生了较为长远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它导致儒学偏离了“子不语怪力乱神”传统,甚至滋生了类似于《推背图》式的学问。尽管宋儒开始校正这一倾向,然而,民间下层依然有其遗留的种种痕迹。中国传统的民间管理思想往往可以看到理性与迷信并存,逻辑与神秘共在,经验与灵异交错,究其根源,很可能同《春秋繁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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