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吏关系——人才群体的组合

2014/1/21   点击数:2835

[作者] 刘文瑞

[单位] 刘文瑞

[摘要] 《论衡》在人力资源思想上有一个特殊贡献,就是对儒吏关系的辨析。在中国古代,这一辨析开了人才群体问题研究的先河。在《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状留》诸篇中,王充对如何考察、衡量、使用儒生与文吏两类人员,进行了独到的论证。

[关键词]  儒吏关系 人才群体 组合



《论衡》在人力资源思想上有一个特殊贡献,就是对儒吏关系的辨析。在中国古代,这一辨析开了人才群体问题研究的先河。在《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状留》诸篇中,王充对如何考察、衡量、使用儒生与文吏两类人员,进行了独到的论证。

吏是最早进入官场的群体。它从“史”发展而来。吏、史、事,三字本为一源。所谓史,就是官府中的下层办事人员。商周有大量的史,他们最主要的活动是处理文书,执行事务。其具体工作包括制作竹简木牍,抄写公文,执行上司指令,即所谓“刀笔吏”,后来统称文吏,《水浒》中的押司宋江,就是文吏的艺术典型。这些人熟悉公文,精通法令,善于察言观色,谙熟衙门惯例。秦王朝的“以法为教”和“以吏为师”,使刀笔吏成为政坛主宰。汉初相国萧何,出身于秦吏,由于他的显赫业绩,被后代供奉为文吏的职业神。一直到明清的县衙,文吏还在他们办公地点之外设一个小龛,塑有萧何像,烧香膜拜。

汉代建立后,吸取秦王朝单一用吏的教训,开始用儒生给官吏队伍“掺沙子”。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生在官府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历史进入了儒吏并用的时代。不过,就整个两汉而言,官吏的数量上一直是文吏占优势。从西汉到东汉,基本政策是“霸王道杂之”,所以人事上也就“儒吏兼用之”,而且文吏往往占据要职。此后,儒开始吏化,以同过去占据要津的文吏争夺地位;吏也开始儒化,以适应朝廷指导思想的转变。

王充认为,汉代人事政策的偏差是重吏轻儒。官场上多数人认为,文吏办事利便,儒生不通实务。王充决心纠正这种认知偏差。他强调,儒吏各有所长,问题出在官场的评价尺度以文吏为基准上。将(地方长官)忙于政务,事务繁多,文吏凸显其长,所以“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对文吏评价高,对儒生评价低,源自长官自身能力不足,眼界不够。如果仅仅从办事能力来看,儒生当然不如文吏。“文吏理烦,身役于职,职判功立,将尊其能。儒生栗栗,不能当剧,将有烦疑,不能效力,力无益于时,则官不及其身也。”但从决策咨询来看,文吏则远不如儒生。“夫文吏能破坚理烦,不能守身。不能守身,则亦不能辅将。儒生不习于职,长于匡救。将相倾侧,谏难不惧。案世间能建蹇蹇之节,成三谏之议,令将检身自敕,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将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总之,“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二者长短,各有所宜。世之将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程材》)那些事务缠身的官员往往偏向文吏,而谋虑深远的官员则往往看重儒生。王充要把当时的评价偏差颠倒过来,说:如果追求修德教化,则“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当然,这属于矫枉过正。总体上王充认为,选拔人才,儒吏不可偏废,相比之下还要优先用儒。儒者长在价值导向,文吏长在事务处理。“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晓簿书。”(《谢短》)

王充指出,儒吏两个群体的不同特点,是通过不同的培养方式形成的。儒学的传承,靠的是熟读经典。而传世的儒学五经,渗透了伦理思想和道义准则。儒生耳闻目染,培养的是一种非功利习惯,提倡的是一种箪食瓢饮的精神风貌,追求的是一种以道治天下的责任担当,颂扬的是一种“说大人则藐之”的大丈夫气概。这种训练方式,有可能形成固执甚至迂腐的做派,但通常不会见风使舵、阿谀苟且。文吏的成长,是从文字的认知写作和实际运用入手,秦汉时期要求识字九千,熟悉小篆。秦代基本教材是李斯赵高等人的文字范本和现行法律政令,东汉后则以《说文解字》为教科书,侧重于文字的书写和修改功力,以及行政运作的技能训练。他们要掌握的是文字技能,读律讽令,熟悉官场程式。文吏所习所练,处处从实用出发,提倡察言观色,追求的是精明干练的务实技巧。这种训练方式,有可能形成逢迎巴结甚至寡廉鲜耻的人格缺陷,但熟悉公务、干事利落、深文苛察,为行政所需,尤其是能够顺应“治剧”的要求(汉代的衙门按照事务难易分“剧”和“平”,“治剧”就是能够应对艰难困窘的棘手事务,汉代选官专门有“治剧”科目),其行政能力为儒生所不及。

汉代的官吏选拔有四条标准:“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续汉书·百官一》注引应劭《汉官仪》)这四条中的前两条针对儒生,后两条针对文吏。由此,形成了官吏群体的两大集团。历代正史列有循吏传和酷吏传,这一分类,恰恰是两汉形成的。大体上,循吏多出于儒,而酷吏多出于吏。所谓循吏,是“奉职循理之吏”。这类人物通常都重视教化,操守出众。“上顺公法,下顺人情”,是忠厚长者。所谓酷吏,则“皆以酷烈为声”,令行禁止,以能著称。循吏往往不能“治剧”,面对严峻急迫的行政事务束手无策。而酷吏往往操守可疑,面对政治对手和下层民众刻薄寡恩。汉代的人事政策是两种人都要用,以儒生来树立并坚守朝廷倡导的价值观念,矫正酷吏的急峻;以文吏来快刀斩乱麻处理棘手事务,弥补儒生的能力不足。“儒生务忠良,文吏趋理事”,这种组合方式,对此后各个王朝的官吏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儒和吏的信念不一,行为趋向不一。从道义上讲,后人往往会批评文吏的操守,然而在汉代,官员多从现实需要出发拔高文吏而贬低儒生。“论者以儒生不晓簿书,置之于下第。法令比例,吏断决也。文吏治事,必问法家。县官事务,莫大法令。必以吏职程高,是则法令之家宜最为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汉代选人的评判标准是官场需求而不是道义优先。王充说,评价人才,一定要先看以什么为标杆。例如,以种田优劣为标杆,自然农夫胜过商贾,而以贸易流通为标杆,自然商贾胜过农夫。从衙门实务来看,文吏当然优于儒生,而从社会教化来看,儒生肯定优于文吏。所以,人力资源管理,首先要确定的是评价尺度。汉代官场的通病,是过于看重官场的操作需要,以官场的规矩(条品)和惯例(故事)作为选人标准。“五曹自有条品,簿书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为巧吏,安足多矣?”王充认为,要矫正这种偏失,在评价人才上一定要看到儒生之长和文吏之短。“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圣教,日夜讽咏,得圣人之操矣。文吏幼则笔墨,手习而行,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性非皆恶,所习为者违圣教矣。”王充告诫人们,即便是以法令为标准,文吏熟悉的是具体法令条文,而儒生掌握的是法令精神渊源。五经为汉代立法,律令要体现《春秋》大义。以此推论,儒生高于文吏。“儒生所学者,道也;文吏所学者,事也。假使材同,当以道学。如比于文吏,洗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于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与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程材》)“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晓簿书,道胜于事,故谓儒生颇愈文吏也。”(《谢短》)

王充还以汉文帝时张释之的解释为例,进一步说明儒生高于文吏的道理。汉文帝曾到上林苑视察,张释之随行。在上林苑的虎圈旁边,文帝询问主管官上林尉圈养的禽兽数量情况,连续问了十几个问题,上林尉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而下面的虎圈啬夫代上林尉回答,数据详实,有问必对,口齿伶俐,应答得体。文帝就发了火,说:吏就应该像这个虎圈啬夫,上林尉失职。让张释之草拟文件,任命虎圈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抗命不从,反而对文帝解释说,单纯以口齿伶俐、应对巧辩选官,很有可能出现偏差。“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而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不审也。”(《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说服文帝收回成命。王充引用张释之事例并进一步发挥说:“将相知经学至道,而不尊经学之生,彼见经学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鸡,鸡刀难以屠牛。刺绣之师能缝帷裳,纳缕之工不能织锦;儒生能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学。”(《程材》)所以,用人应该把儒生排在文吏之上。

但是,儒生是不是都像王充所言,道义在握,品行高洁,见识深远?对此,王充有相应的分类。单纯就知识和学问而言,王充把儒者分为以下几类:“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超奇》)儒生是儒家的初入门者,以五经中学通一经为标准。通人也称通儒,指学通五经,博览群书,不仅掌握儒学理论,而且兼知百家诸子。具体标准是:“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文人也称文儒,又比通儒高一个层次,不仅学通古今,而且通而能用,可以针对现实提出对策,运用儒术解决实际问题。具体标准是:“杼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好学勤力,博闻强识,世间多有;著书表文,论说古今,万不耐一。然则著书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最高层次是鸿儒,能够创立学说,意境深远,影响巨大。就像山丘有土石,有铜铁,有金玉。“然鸿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超奇》)在王充眼里,司马迁、董仲舒尚未达到鸿儒水准,扬雄、桓谭庶几近之。相比而言,鸿儒是能够提出治国思想、形成原理法则的稀世之才,就像孔子作《春秋》那样,成为社会的泰山北斗。官场常用的,是较为高层的文儒和较为下层的儒生。

社会上常见的多是一般儒生。由于汉代官场看重文吏,导致儒生向文吏转化。王充认为,上之所好,下必趋之。儒生中的聪慧敏捷者,往往会放弃儒学立场,随时变化,学习吏事,把自己变为文吏,却依然顶着儒生的名号,这是俗儒。“有俗材而无雅度者,学知吏事,乱于文吏,观将所知,适时所急,转志易务,昼夜学问,无所羞耻,期于成能名文而已。”对于俗儒,王充也是看不上的。但是,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儒生,则耻于学习吏事而被官场排斥。“其高志妙操之人,耻降意损崇,以称媚取进,深疾才能之儒汨入文吏之科,坚守高志,不肯下学。”这种不肯转变为文吏的儒生,或因实际干事不够敏捷,或因直言不讳遭到忌恨,或因不谙法令而违反规制,“故世俗轻之,文吏薄之,将相贱之”(《程材》)。这是儒学的悲哀。所以,王充站在儒学的立场上,为儒生鸣不平,强调儒与吏各有所长,而且儒高于吏。他要求官场应该改变选人尺度。所谓“程材”,就是衡量人才的标尺和方法,王充以自己从事人事管理的实践总结出,只有在标尺上把儒放在吏之上,才可在实践中收到儒吏并用的效果。也就是说,在道德操行标准和办事能力标准之间,坚持道义领先,才能形成人才评价的平衡。如果认识不到道为本,事为末,就可能会以事功损害道义。

王充的这种思想,在后代被归纳为“以德为先”、“德为才之帅”。文吏的官方评价被逐渐降低。唐人刘晏认为,“士”与“吏”相比,士“名重于利”,而吏“利重于名”。到了明代,文吏的社会评价一路下滑,永乐七年,明成祖准备任命张循理等二十八名御史,后发现其中有四人出身文吏。“上曰:用人虽不专一途,然御史,国之司直,必有学识,达治体,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用之任风纪,使人轻视朝廷。”遂将这四人黜降他官,“谕:自今御史勿复用吏”(《日知录》卷十七)。可见,王充对儒吏关系的辨析,是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落实“独尊儒术”的人才评价理论分析,奠定了后代人才评价尺度的基本走向。

由于儒者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而长官的眼界也有高低之分,所以,儒者在官场的遇与不遇就有了不同的组合。王充认为,官场的正常层级结构,应当是儒者在上而文吏在下,能不能形成这样的结构,则取决于领导人(将)的眼力和价值观(道)的导向。“将明道行,则俗吏载贤儒,贤儒乘俗吏。将暗道废,则俗吏乘贤儒,贤儒处下位。”(《状留》)王充认为,汉代人事的主要弊端,是贤儒沉滞下位,俗吏超迁居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领导人能否当伯乐。王充说,过去曾经有过让良骥拉盐车的事情,只有伯乐、王良这样的识者,才可解除良骥的盐车之轭,令其奔驰千里。“今贤儒怀古今之学,负荷礼义之重,内累于胸中之知,外劬于礼义之操,不敢妄进苟取,故有稽留之难。无伯乐之友,不遭王良之将,安得驰于清明之朝、立千里之迹乎?”(《状留》)二是儒者的不同类型影响其官场前程。王充指出,贤儒和俗吏相比,以木材为喻,俗吏是枫桐之类的速成树木,生长虽快却木质不坚,贤儒是檀香之类的优质树木,生长极慢却细密坚挺。快速成长者往往引人注目,随风飘扬的是鸡毛草芥,狂飙吹不动的是巨石金铁。大儒往往需要多年修炼,品行方正;方正近钝,难以脱颖而出。小儒往往浅尝辄止,粗砺尖锐;尖锐易现,能够快速见效。“由此言之,贤儒迟留,皆有状故。状故云何?学多、道重为身累也。”(《状留》)所以,对领导者而言,要当“活水”“洋风”,造就不湍沙石、不扬毛芥的情境。对儒者而言,要自我把持,锐意于道,不为功利所动。

儒与吏各有所长,当然也就各有所短。王充的思想,强调儒与吏的合理搭配,暗含着儒吏之长不可兼得的观点。但是,随着官场上儒的吏化和吏的儒化,有不少人试图把二者之长结合起来,让儒接受吏的训练,让吏接受儒的熏陶,集儒吏的优点于一身。建安名士王粲的《儒吏论》,可谓倡导儒吏合流的代表。“士同风于朝,农同业于野,虽官职务殊,地气异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乎末世,则不然矣。执法之吏,不窥先王之典;缙绅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笔之吏,岂生而察刻哉?起于几案之下,长于官曹之间,无温裕文雅以自润,虽欲无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岂生而迂缓也?起于讲堂之上,游于乡校之中,无严猛割断以自裁,虽欲不迂缓,弗能得矣。先王见其如此也,是以博陈其教,辅和民性,达其所壅,袪其所蔽,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自克也。”(《艺文类聚》卷五二)这种想法确实很美,但现实却不尽如此。据传说,舞蹈大师邓肯曾经向文学大师萧伯纳求婚,声称:我们的后代,会有像我一样美丽的身材,像你一样聪明的脑子。萧伯纳的回答是:如果小孩的身材像我,脑子像你,那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这段广为流传的轶闻是否属实且不去管它,但可说明在儒吏结合的不同预期。逻辑上,王粲的思路就相当于邓肯的期待,而实际效果却如同萧伯纳的预言。王充不谈二者的结合,只谈二者的差异,正是他具有丰富人事管理经验的老到之处。后来王粲的《儒吏论》,不过是书生论政而已。但是,在历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中,类似于王粲的观点还大有人在,对现实有相当大的消极影响。儒吏合一的结果,是儒的乡愿化和吏的虚伪化。所以,重新思考王充的论证,以和而不同的观点看待人才结构,即便在当今也是具有启迪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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