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万世共读之》(自序)

2014/1/8   点击数:3889

[作者] 喧暄轩

[单位] 喧暄轩

[摘要] 本文是作者为《天下万世共读之 —— 公共图书馆与阅读推广》一书所作的自序。该书系由上海《图书馆杂志》编辑部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当代图书馆馆长文库”之一,预计2014年4.23期间推出。

[关键词]  天下万世共读之 自序 当代图书馆馆长文库 公共图书馆 阅读推广



本文是作者为《天下万世共读之 —— 公共图书馆与阅读推广》一书所作的自序。该书系由上海《图书馆杂志》编辑部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当代图书馆馆长文库”之一,预计2014年4.23期间推出。

“天下万世共读之”,出自清代藏书家周永年所著之《儒藏说》。周永年字永昌,山东历城人,乾隆年间进士,曾做翰林,参与《四库全书》的编撰,当时为一代名儒。

周永年一生最为重要的功业,就是撰写《儒藏说》,建立“藉书园”。在《儒藏说》中,他提出效法佛藏、道藏,建立“儒藏”,以求儒学经典传之久远,“永无散失”。他还身体力行,建立了“藉书园”,为那些“穷乡僻壤寒门窭士”来读书。藉者借也,藉书园即为公开借阅图书之所,“使学者于以习其业,传钞者于以流通其书,故以藉书为园。”[1] 藉书园不仅为四方读书之人开放,甚至还为寒儒贴补食宿,可谓用心良苦。

周永年的藏书开放思想和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公共图书馆的萌芽,具有超越其时代的意义。然而周永年这位先驱者却是一位壮志未酬的悲剧人物,生前其进步思想不为世人理解,反被讥为迂腐,藉书园藏书也几经损毁,化为乌有,其人、其学、其书均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2]

在周永年身后半个世纪,英国出了一位名叫爱德华·爱德华兹(Edward Edwards)的图书馆员,他被后世称为现代公共图书馆理论的奠基人和实践者。爱德华兹出身贫苦,自学读书成才,做过大英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编目员,以毕生之力,为倡导和实现公共图书馆的理想而奋斗。在他的努力下,英国下议院于1850年通过了一个法案,授权地方议会为免费图书馆征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世界第一部公共图书馆法,它标志着公共图书馆制度的确立。1852年,英国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成立,爱德华兹出任首任馆长。学界普遍认为,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是世界上首家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它的问世是公共图书馆诞生的标志。[3]

爱德华兹和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公共图书馆只能产生于近现代社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亦即社会民主、公民权利和社会平等现代人文意识成熟的结果。19世纪中期的英国首先具备了这样的社会条件,所以公共图书馆才能藉此应运而生。

此后又过了半个多世纪,亦即在十九世纪末及20世纪初,近代中国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是1900年徐树兰在浙江绍兴创办的“古越藏书楼”,以及随后建立的各省立图书馆(公共藏书楼)。不过,中国的公共图书馆不是承袭了几千年的藏书文化传统和周永年等先贤的藏书开放思想,而是“西风东渐”的结果,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恰如中国多数的近现代名物都来自西方,也恰如西方的公共图书馆同样是近现代社会才有的产物。

公元1998年,我结束了在北京大学和文化部机关的工作,奉调到深圳图书馆出任馆长,由此进入了“公共图书馆系统”。

当是时也,周永年提出“天下万世共读之”已有二百余年,爱德华兹建立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已有一百五十六年,中国有了公共图书馆也达一个世纪了。然而公共图书馆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却还远远没有完成,甚至可以说是弊端丛生。恰如我在《天下之公器》一文中所指出:“我国公共图书馆先天不足,后天压抑,畸形发展,精神缺位。”其表现,一是所谓“有偿服务”,实际就是乱收费;二是不能实行一视同仁的平等服务。其根源,主要在于错误的政策导向,如倡导“以文养文”,强调增强公共图书馆的“造血机能”,忽视公民权利等,不一而足。

这些乱象引起了我的困惑,也引发了我的思考。我上任伊始,就将我的一些思考写成了《图书馆与人文关怀》一文,发表在《图书馆》杂志1999年1期,提出了“人的因素第一,公众精神至上,永远是图书馆的根本准则。”值得欣慰的是,国内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仁们所见略同,陆续发出呼吁,并在学理上做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湖南图书馆主办的《图书馆》杂志专门兴办了“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论坛”的专栏,就公共图书馆精神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业界引起强烈共鸣。我也参与到这个大潮,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先后撰写了《天下之公器》、《大道之行,有器为用》、《城市需要图书馆的N个理由》、《现代文明、公民阅读与公共图书馆》等文章,阐述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理念和核心价值。

与此同时,我与深图管理团队及全馆同仁一起,在工作中竭力践行公共图书馆的各项使命。诸如,在全市创建“图书馆之城”,打造面向基层民众的公共图书馆网络;实行免证进馆,不分户籍敞开办理借书证,向所有人开放所有阅览室和所有藏书;对收费服务项目逐步清理,在2005年初深圳市全面取消机关事业单位“创收”与工资奖金挂钩政策之际,抓住机遇在全国率先全部取消了所有服务收费。这样,在2006年深图新馆开馆之时,我们就旗帜鲜明地打出了“开放、平等、免费”的口号。我还在媒体上宣称:“深图向所有读者敞开大门,免费提供服务。无论你的身份、地位如何,有没有工作、户口、住房,衣着是否鲜亮,囊中是否羞涩,既然来到图书馆,就是渴求知识,拥抱文明,都会受到一视同仁地热情接待。”在《服务立馆,技术立馆》一文中,我扼要阐述了这一历程。

深图“开放、平等、免费”的办馆方针受到各级领导、社会各界和图书馆界同仁们的热烈赞许,短短数年间就在公共图书馆界蔚成风气。现在,公益、均等、开放等措施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内容和大政方针,已经成为国家的既定政策。

在推动公共图书馆运动的过程中,我强烈感受到理论自觉、研究先行的重要。2009年,我们筹划成立了“公共图书馆研究院”。这是国内第一家以公共图书馆为研究对象的专业研究团体,文化部社会文化司(现公共文化司)、中国图书馆学会、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出任指导单位,由深圳图书馆、深圳图书情报学会主办。研究院汇聚了中国大陆、台港澳及海外图书馆界的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和图书馆管理者。《书山求道,学海寻舟》一文就是我在公共图书馆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演讲,阐述了研究院的宗旨和方针。研究院成立的第二年,我们组织力量撰写了《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蓝皮书(2010)》,我为之写的《序言》也收入本书。后来我又撰写了《理论的魅力、使命与担当》等多篇文章,继续基础理论研究的课题。

有学者指出,21世纪中国图书馆最为重要的成就有两个:一是树立了公共图书馆理念、图书馆精神和图书馆权利的理论,并付诸实践,使之成为社会共识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二是各种新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给图书馆各项工作带来重大变化。我亦深以为然。毕竟我辈有幸,将周永年等先贤提出的“天下万世共读之”的文化大同理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各种新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成功应用,推动了21世纪的中国图书馆的嬗变,也给“天下万世共读之”这一理想带来了更多的内容、途径和手段。我和我所在的深图团队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

深图在图书馆自动化、数字化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和深厚的基础。早在上世纪80年代,深图就受文化部委托,开发研制了“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即ILAS(Integrated Library Automation System)。ILAS是中国图书馆自动化的里程碑。正是ILAS,给成国内成百上千的图书馆带来了自动化、数字化的观念和技术,使他们由此走上了现代化图书馆的道路。ILAS的海内外用户最多时达到3000多家,曾是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用户数量的世界之最。我到任后,又继续进行ILAS的升级换代,领衔承接并完成了国家级科研项目“数字图书馆体系结构与应用平台开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ILAS虽然不再是一枝独秀,但却在中国图书馆自动化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获得了十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现在仍在全国近两千家图书馆中应用。

大约在2000年,由深图牵头,联合全国六家地方图书馆,创建了“联合采编协作网”。它的正式名称为“地方版文献联合采编协作网”,英文名称为China Regional Libraries Network,简称CRLNet。事情的起因在于大家面临的共同难题,即书目数据难以互利和共享,各馆都在为完成编目任务而疲于奔命,却无法有效利用他人的成果,也无法将自家的数据放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与他人共享,全国的图书馆实际上都在下大气力重复同样的工作。CRLNet采用了国际先进的理念和通行的模式,在深图创建了共享的书目数据中心,建立起平等协作、互利互惠、实时上载下载、并由执证编目员控制质量的一整套制度和技术保障。由此突破了多年的瓶颈,形成了OCLC之外最大的中文编目网和中文书目数据库。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CRLNet在2005年荣获了文化部首届“文化创新奖”的殊荣。关于ILAS和CRLNet,我在《ILAS是什么》、《服务立馆,技术立馆》等文中有简要的介绍。

2002年前后,深图筹建新馆之际,我们开始了RFID技术的研究和引进。RFID即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译作“无线射频识别”,亦称电子标签。从技术上讲,RFID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可以取代条码作为文献标识。但是当时在图书馆应用还很少,国外的大馆、名馆都没有用,国内深图是首家。我们团队经过反复论证研究,决定冒风险上RFID项目,结果取得了超乎预期的重大成功。藉此,我们开创了图书馆现代化的一个崭新领域,实现许多业务上的创新,如“文献智能管理系统”、“智能书车”等,还开创了以自助服务为主的服务模式。这些思想和实践体现在《RFID系统及其在图书馆中的应用》、《迈向智能化图书馆》、《从RFID到智能化图书馆 ——“文献智能管理系统”及其在深圳图书馆的应用》等文章中。

RFID应用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催生了自助图书馆。大约在2006年年底,开发研制一种充分利用RFID技术优势、完全自助、网络互联、遍布全城街区、24小时全天候开放的新型图书馆,就正式列入到我们的日程。这一设想得到了有关领导和专家的肯定和支持。 2007年6月,被列入文化部科研项目,并正式定名为“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系统”。 2008年4月,研制出首台服务机,通过了文化部组织的技术验收,与会的专家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现在已经有200台自助机遍布在全市的各个街区。《大道之行,有器之用 ——关于自助图书馆的几点思考》、《人文关怀·现代科技·自助图书馆》、《勇于创新,敢于超越》等文记录了这一创新性成果的指导思想和研制过程。

“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 问世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和良好的社会影响,于2009年10月获第三届“中国文化创新奖”,并被列入“国家文化创新工程”, 2010年又获得文化部第十五届“群星奖”。但有些地方盲目上马引进,实施效果不理想。业界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我们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却用于最传统的纸本书刊借阅,不能体现图书馆的发展方向。甚至还有一些人受到挑唆,对该项目进行莫名其妙的攻击,乃至污蔑。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已写下《自助图书馆的事儿》、《漫话深圳自助图书馆》、《自助图书馆·匏瓜·拉菲酒》等文章进行说明和辩诬。

在2009年中图学会换届大会上,我被推选为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于是又多兼了一份“共读之”的差事。

我出任这个职位,纯属“赶鸭子上架”。前届主任是北大王余光教授,他是多年从事经典文献和经典阅读研究的专家,也是这个委员会的创办人。当时我是副主任,给余光教授唱唱配角,敲敲边鼓。换届时,规定各位副理事长都不再担任各专业委员会主任,余光教授自然也不例外,于是我这个于此本无研究造诣的副主任就被“扶正”了。

改唱主角后,工作十分忙碌辛劳,要跑到全国各地参加会议,组织活动。但也确有收获,确有所悟。所悟者,主要有两点:一是阅读推广应成为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工作的主流领域之一,多年来受到学界和业界不应有的忽略,这就如同我初到公共图书馆界的感受一样;二是全社会和广大读者确实需要图书馆阅读推广,其重要性和社会效益不容小视。在《我有一个职业梦》一文中,道出了我的职业理想:“让普天下所有的人都有书读,让普天下所有的人都爱上读书。”我想,这应该是“天下万世共读之”的现代版。

几年来,在委员会管理团队及全体同仁共同努力下,阅读推广委员会业已成为一支具有激情、活力和新创意的团队,搞得处处风生水起,在全国遍地开花,创建了许多活动品牌,也有了一大批丰硕的研究成果,令人为之欣然。

本书“下编”收录的就是有关阅读推广的部分文字,其中不乏我在全国各地阅读推广活动中的演讲稿和授课稿。所收的文章中,有阐述公共阅读理念的,如《阅读,请到图书馆》、《阅读是天职,推广是使命》、《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我有一个职业梦》;有论述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方法的,如《三个故事,一条宗旨》、《深浅阅读谈》、《阅读,指导还是不指导》;有对数字阅读趋势进行辨析的,如《数字阅读·纸本阅读·图书馆阅读》、《且唱新翻杨柳枝》;也有个人的阅读体会,如《“十批”是否好文章》、《“读书表格”二则》。虽然拉杂,且不成体系,但仍然能反映出全国阅读推广活动的发展脉络和部分成果。

本书以“天下万世共读之”为名,其主题是公共图书馆与阅读推广。全书分为上编和下编,上编为公共图书馆,下编为阅读推广。书后的附录收录了《数字图书馆论坛》执行主编顾晓光的访谈文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我的一些理念和思路。全书共收录文章35篇。

我很少作高头讲章式的文字,对“特别学术的文字”缺乏好感。当然,我并不是说高头讲章都不好,学术文章需要高深时一定要高深,但我讨厌那种故作高深的文风,把本来清楚的问题故意绕糊涂,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刻意说玄了,五百字即可讲明白的却要抻成一万字,以示自己如何高明。此类文字我一律斥之为学术垃圾。很遗憾,现在这样的学术垃圾越来越多了。

文章是写给别人读的,因此要想方设法让人喜读,爱读,即使不能精彩漂亮,至少也要清楚明白,让人看得下去。有人认为专业文章本来就是枯燥的,我不敢苟同。只有深入者才能浅出,如果看不到课题中鲜活的生机,并且生动鲜明、酣畅淋漓地将之书写出来,只能说明作者还没有把课题吃透,还没有将其变成自己呼之欲出的东西。孔子所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应该是我们行文的追求。当然我的文字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收入本书的文章,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我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可以保证的是,所有这些文字都不是为了给功名利禄充数而制造的学术垃圾。

编写这样集子,因为多属同一主题,而文稿使用的时间和场合不一,难免就会有论点、论据、事例和数据上的一些重复之处。我的处理原则是,内容重复较多的只选取其中的一篇,而各篇中有少量重复的则一律保留,略做删改。这样做的出发点,是假定阅读本书的读者大多是选取某些需要的文章看,而不大可能会通读全书,因此保持每篇文章的行文完整是必要的,各篇之间偶有重复则可以容忍。

耑此说明,并序。[4]

注释:

1、周永年《儒藏说》,《藉书园书目序》。见吴晞著《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第三章。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

2、吴晞,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第三章。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

3、吴晞,旧邦新命。《公共图书馆》杂志,2012年1期。

4、本文所提到的文章,有的为本书收录,未收录的可参见书后所附“主要论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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